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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英语学人乃至一般人文
学者人心目中，爱德华·吉本无疑是个历史学家，但是，对于西方国家英语学人乃至一般人文学者和普通读者来说，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不仅是影响巨大的史学经典，也是文学精品，事实上常常被当作文学范本来使用。还有一个情况很值得注意。
195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谁？颁给了丘吉尔。但是他并没有写过我们所理解的文学作品，瑞典文学院表彰他，并不是因为他写了通常所谓小说家、诗歌或戏剧，而是因为他写了《二战回忆录》。
所以，我们对literature这个词的通常理解可能得破一破。Literature这个英文单词有两个含义，除了指通常意义上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作品外，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含义，即“文献”，用文字写下来的东西。
若简单译成“文献”并非达义，似乎没法准确翻译。但这个词义跟我们通常对literature的理解有明显的距离，在当今这个项目已成强势话语的时代，在这个学科分化似乎越来越细的时代，尤其如此。
Literature既非纯粹指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作品，Department of English究竟指啥或干啥也就成了问题。几十年前，它常常被译成“英文系”，似乎能更准确地反映它在西方国家的确切所指，但“英文系”后来几无例外全都变成了“英语系”，改革开放以来，又几无例外地被英语文学、语言学和翻译三分天下。这里，
翻译作为一个研究方向，似乎与对外开放的国情有关，英语文学与“英文”的联系似乎仍相对紧密，而语言学就很难说了。
但需稍稍留心一下英语国家英语系从业者到底做什么，我们可能会为彼此间的差异所震惊。在英语国家，一个被称作“Department of English”的系不仅教授和研究通常所谓英语语言文学，更要做广义上的英语国家文明或者说英语国家乃至西方文化、历史、社会、宗教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这里不妨一打开英语国家英文系网站，抽样（大体上随机）看一看几个英语国家英文系的情况。
Dr Edward Allen 19及20世纪文学（现代主义诗歌及当代诗歌）、抒情诗学、技术历史（声音装置）、物质文化、音乐。
Dr Jamie Baxendine 诗歌与诗学、文学批评及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学与哲学、美学史（诗歌与纪律、诗歌与生产性活动、诗歌与事物的关系）、古 典学接受研究及古典学历史。
Dr Joanna Bellis 百年战争及其在16世纪的反映、历史与文学的分野、英法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语言与语源学理论及其对政治/国家身份建构的影响、中世纪/近代叙事中战争与暴力的表述。
Dr Sara Harris 中世纪多语现象、历史及法律描写、中世纪地方/国家/宗教身份、起源神话、系谱学、传奇、乔叟作品接受研究。
Dr Sarah Howe 16-17世纪英语文学、词语与意象、诗歌与绘画、雕刻、建筑及其他物料艺术的关系、视觉感知心理学、光学及透视理论、去偶像主义研究、文艺复兴符号、书籍插图及印刷图像史。
二 耶鲁大学英文系
Annabel Patterson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审查制历史、史学、近代法律、自由主义、议会制历史以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问题在近代小说中的表述。
Anthony Reed 20/21世纪美国非裔流散文学及文化（诗歌与音乐）、文学中的美学及政治、电影及其它媒介。
Robert Stepto美国非裔文学、文学与视觉艺术、民间传说、文学历史的关
系等。
Stephanie Newell 印刷媒体与殖民地社会（西非）。
Michael Warner 美国早期文学及印刷文化、公民及社会运动、新闻、非学术性政论文、新媒体、知识产权、世俗化研究。
Homi K. Bhabha 世界主义、美学及文化视野下的人权、文学。
Stephen Greenblatt 莎士比亚、近代文学与文化、旅行及探险文学、宗教与文学、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文化理论。
Henry Louis Gates, Jr. 非洲及美国非裔文学、文化理论。
John Stauffer 19世纪美国文学与文化、美国研究、美国内战、奴隶制及废奴运动、抗争文学、宗教与文学、美国小说、自传。
Gordon Teskey 文艺复兴时期英诗、诗歌与预言、寓言历史及理论、批评理论、欧陆哲学与诗歌。显然，那里从业者的研究兴趣并非局限于小说、诗歌、戏剧和文论，而是广泛得多，可以用英语国家乃至西方文明来概括。不仅如此，他们的研究往往针对重大的现实问题，从而与当代社会、政治、文化甚至技术发生勾连。
二战后，在如何看待少数族裔、非西方民族、女性、性取向、战争等重大问题上，西方人的认识发生了极大变化，完全可以说告别了传统观念（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完全认同其立场），不能说与英文系从业者的推动有极大干系。这里或从这里毕业的人们，毕竟属于有话语权的特殊群体。
问题是，中国英文系与英语国家英语系为什么如此不同，或者说，为什么我们有如此明显的局限性？这当然跟英语在中国只是一门外语有关，而在中国，外语从业者通常不属于不断对社会发声的群体。
这也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关，经济活动很实在，似乎只需实用英语，不必太“文”。我承认，这种情形是几乎必然的，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对少数重点大学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没法想象一个近十四亿人口，正迅速走向世界，且在二三十年内可望成为全球领袖的国家，竟不能产生一些真正懂得英语国家和整个西方文明即西方文化、历史、宗教、社会等的英文学者，或英文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
问题是，我们的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是不是在产生合格的英文人材，即真正懂得英语国家文明的人才呢？
恐怕未必。不能不说，这跟我国英语学科的自我定位有关，跟我国英语界被狭隘地划分为文学、语言和翻译三大方向有关。改革开放以来，先前仍然统一的英文系被三家分晋，逐渐形成了英语文学、英语语言学和翻译三家。
仅就文学而言，又狭隘地划分为小说、诗歌、戏剧、文论，似乎都是纯而又纯的“文学”；仅就语言学而言，技术性过强的功能语法、教学法等成为强势话语，却不太在乎这些学问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学好英文和英语国家文明；仅就翻译而言，翻译理论被爆炒一番后炒无可炒，只好做诸如鲁迅论翻译之类的学问，一点也不在乎这种学问到底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学好英文和英语国家文明（这里所说只是三个方向的研究倾向，并不涉及任何个人；不言而喻，各方向都能产生一些优秀的学者和成果）。
围绕文学、语言和翻译三家，又形成了一批权威刊物。它们是学科的标尺，英语学科究竟该做或者不该做啥研究，业内学术标准为何或者说究竟何为“优秀”研究成果，似乎都由它们来定义，事实上包括本人在内很多人都认为，它们代表了各方向的最高研究水平。
近年来一些专门外语大学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比如美国社会研究、英国社会研究、跨文化研究和基于英语的传播学、国际关系等，这是好事，但这些新研究方向身份仍相当模糊，甚至可以说还没能确立，所以不可能根本影响甚或改变综合性大学英语系的学科定位。
更糟糕的是，一个在读的硕士或博士要想获得大学教职或已有教职者要晋升职称，在多数情况下不得不在文学、语言学和翻译这三个方向当中作一种排他性的选择，此后便得不断产出本方向的“成果”。
从业者选了文学，便不能搞语言学，选了翻译，便不能搞文学，否则就很难出成果。除各方向的刊物以外，学术评估机制在较小程度上也同样上演着三国演义的故事，同样分为文学、语言学和翻译三家。
较高层级评审委员会的在位者往往从这三方面的专家中产生，或者说如果不被有关方面视为此三方面的专家，就可能根本做不了评委。这里有的是恶性循环。
这种三分格局是一种扭曲的学科身份或学科定位的产物，显然不利于我国英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事实上，低水平重复现象相当严重，许多“论文”仅仅是对已有成果的转述，如果不算剽窃的话。
当然，以现有条件和研究队伍质量来看，要让每个从业者不断产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是不切实际的。
可是为什么大量“学术成果”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价值，英语从业者为什么不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研究领域，找到一些更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方向？为什么不可以做诸如此类的研究，如英国中世纪婚姻问题、英国16世纪以来的教派关系、英国圈地运动与工业化的关系、英国议会制自大宪章以来的演进、18至20世纪英国人海外游记、西方人中国观的演变、当代英国青少年吸毒问题、美国少数族裔问题、美国犹太文化以及犹太人国内和国际政策的影响、美国同性恋问题、堕胎问题、美国法制演变、美国和英国政党政治、美籍或英籍华人生存状况、美国宗教间关系问题、美国政教关系问题、英美女性主义等
等呢？
对于正在迅速走向全球的当代中国来说，更详细地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历史、宗教乃至法律等诸多方面的情况显然非常必要，而对于高校英语从业者来说，做这些方面的研究应是他们的本份。
从英语国家的汉学和中国研究情况来看，大多数东亚系或之下的汉学方向都不可能只研究汉语语言文学，而研究中国历史、社会、艺术、戏曲、宗教、法律、政治制度等是理所当然之事。
然而，中国眼下的实际情况并不鼓励甚至可以说在阻碍英语从业者拓展新的学术领域。这是因为英语界的学术出版和评价机制早已被文学、语言学和翻译三家的既得利益瓜分了。如此这般，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