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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溥仪（右一）、润麒、溥杰、庄士敦（左一）在御花
园◆ 蒋波
莎士比亚曾在《哈姆雷特》中深情吟诵：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现在中国人也要高声呐喊：To learn or not to learn， that’s a question！中国人对于英语的复杂情结已然在教育战线上愈演愈烈。清末以来，英语学习在基础教育阶段中的地位越来越突显，另一方面，加强母语教育、减少英语学习负担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香港在大学推广英语教学，北京将缩减高考英语的分值。学还是不学？抑或是怎么学？除了李雷和韩梅梅的故事外，英语学习还应该包含更多的内容。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大英帝国特使——马戛尔尼伯爵曾奉命觐见乾隆皇帝，请求互通商贸，却吃了闭门羹，无奈悻悻而返。走时，马戛尔尼抛出一句狠话：“中国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失望与讽刺之情溢于言表，果不其然，半个世纪后，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终于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英吉利的商品、货物和资本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随之而来，当然还有英语。
皇族：九五之尊“压力山大”
清廷的自大与保守，让世人诟病不已。但在大清国二百多年的基业中，有2.5位皇帝曾大胆地张开双臂拥抱欧罗巴文化。前者是一手缔造“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其次是在积贫积弱的国运中试图通过“戊戌变法”来扭转时局的光绪皇帝，剩下的半个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宣统了。
康熙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逐渐意识到精通俄语与拉丁语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后，于1708年设立“内阁俄罗斯文馆”，让八旗子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到雍正年间，又从四译馆中分出“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以《华夷译语·拉氐诺话》作为教材。《华夷译语》本是洪武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蒙汉对译辞书，后来逐步扩充收录语种，成为中国近代早期的外文译汉文的官方辞书
。可笑的是，《华夷译语》沿袭了历史上汉译佛经的体例——外文词条都是以汉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注音为“洞脱，唵五史为，阿脱，而蓝道姆”，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了。
两个世纪后，康熙的八世孙光绪皇帝就聪明多了。极具维新思想的光绪英语学习热情很高，每日清晨四点就开始上课，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悟性，但口语却糟糕至极。他计划用英语做新年献词，并致函各国公使。无奈，公使们不给面子，纷纷婉言谢绝。虽然不得已身为“傀儡”，但这位思想开明又颇具叛逆精神的青年单单是敢于以身作则、带头学英语的胆识就值得人们称赞。他以九五之尊带头学习“呕哑嘲哳难为听”的“蛮语”，提高了英语在宫中的地位，紫禁城内很快掀起了学英语的时尚，就连慈禧老佛爷最后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1917年6月，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兵在北京拥护溥仪复辟。虽然复辟闹剧很快消停了下去，但是小皇帝的教育问题却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鸿章之子李经迈适时向小朝廷推荐苏格兰人庄士敦担任帝师，教授溥仪英语。溥仪对英语学习抱有极大的兴趣，第一年主要学习英文单词和一些浅显的口语对话，用的课本是《英文法程》；随后开始读《伊索寓言》、《金河王》、《爱丽丝漫游记》以及许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历史、地理；庄士敦还会把日常用语、童话、成语故事和很多儒家经典名言翻译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中。溥仪的英语水平进步很快，最后能用英语翻译《四书五经》，庄士敦相当满意。幼年时的英文学习，给溥仪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1945年东京审判时，溥仪面对法官的英文质询，对答如流，不需要戴同声传译的耳机。
学校：中西并进“寄托”美国
康熙皇帝设立的四译馆和俄罗斯文馆最终成了“摆设”。到了晚清，在外交场合，清政府不得不雇外国人担任翻译。这些外国人往往是各国使节的翻译，也可能是在华的传教士，但有一点共性是，他们在谈判过程中总是使用各种伎俩为本国谋利益。迫于这种情况，清廷在奕訢等人的奏请下，率先在京沪穗三地设立了同文馆，致力于培养精
通外语的高级人才。除此之外，各地的水师、船政、铁道等学堂也纷纷开展外语教学。
京师同文馆于1861年首先设立英文馆。在英语教学上，直接移植当时正在欧洲盛行的“语法翻译教学法”，即让学生通过大量的中英文互译练习来学习和掌握英语。低年级的学生往往“浅解辞句、练习句法、翻译条子”，到了高年级，课程则扩大为“翻译选编、翻译公文、练习译文”等内容。同时，学生还得不断地翻译西方书籍，成绩显著者可以得到不菲的奖励。
并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后，这种英文学习法仍没有多大改观。茅盾先生曾回忆他在北京大学预科求学时的经历：“那时候学英语，不像现在从发音规则学起、循序渐进，我们认、读、写英文字像认、读、写汉文方块字一样，先生硬教，学生硬记，天天默写单词，天天背课文……”
不久后，北京大学的老冤家——清华学堂从游美肄业馆中脱胎了。作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必须保证毕业生直接升入美国大学后，能够顺利地适应在美生活和学习，因此，这里的英文教学直接采用美国模式，学校实行严格的考试和淘汰制，定期举行期考、月考，每日都有口试，口试成绩也作为学生平时成绩的依据。如果学生国学不及格，西学及格，仍然可以毕业；如果西学没有及格，国学即使分数再高也毕不了业。同时，清华学堂还非常注重英语氛围的营造，校园内的演讲会、辩论会、戏剧、演出等大多数都是用英文进行，各类告示与刊物也全用英文书写，甚至在校医院看病、唱校歌都得使用英语。在这种沁润似的英语教学法培养下，清华园先后走出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和“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
在官办学堂如火如荼地培养新式人才之时，教会学校也在中国各地悄然生长。作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大型西式学校，马礼逊学校对中国传统私塾教育持批判态度，校长布朗自诩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训练整个人，包括德、智、体”，因而马礼逊学校的英语教学注重系统性和计划性，并能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特点，设置不同的课程，采用不同的教学法。在教学上，学校反对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学，主张充分发挥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做到“不须远征，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表现优秀的学生，更有机会赴美留学，中国留学的先驱、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