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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战”之前，“更大的不列颠”与“英语民族”这两个英语文化圈概念多有重合，但在后来的20世纪里，对英国决策者而言，“特殊关系”变得比“英联邦”要重要许多。
这不仅是因为自治领和印度在1945年后各行其是，也是因为英国自身的安全被认为要依靠美国对北约及欧洲的核承诺。在冷战的两极格局下，英国除了投身美国的核保护伞外别无选择，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上，英联邦能提供的完全不值一提。保守党从1961年到1973年转向欧洲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转向“欧洲”的利弊得失本来是势均力敌的，奠定乾坤的一点是——用1961年4月26日麦克米伦内阁会议记录上的话说——“如果任由共同市场独自在法国的领导下发展，它将成长为欧洲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
最终这“可能意味着六国能够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对美国甚至某些英联邦独立国家都是如此”，并削弱英国作为“欧洲与北美之间桥梁”的地位。各英联邦国家立刻认识到，英国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新的兴趣代表了英国优先顺序的根本性转变。1961年，堪培拉的一个跨部门委员会警告澳大利亚政府，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意图是“将欧洲发展成一股世界政治势力”，而“鉴于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位置在欧洲、大西洋和亚洲之外，它们”在“联合王国的地位和影响力”方面“似乎遭受的损失最大”。
让“母国”尊重“情感”纽带是徒劳无益的。在戴高乐的否决解除之前，英联邦国家在这10年的不确定时期里将它们的贸易多元化。1962年，它们占英国出口的近30%，在英国进口中所贡献的比例也相仿；10年之后，这两个数据都下降到20%左右。即便如此，新西兰的黄油、奶酪和其他农产品依然严重依赖英国市场，其政府打“亲情牌”也特别有效——这使得英国外交部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首席谈判代表抗议称，这让“我们在政治上受制于人”，几乎“使我们的加入申请被否决”。
为了让新西兰农民获得一个喘息之机，英国在5年内的预算中额外投入了1亿英镑。然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965年签订了一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随后的20世纪70年代砍掉了80%的关税和数量限制。因此在1973年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英联邦已经在经济上进行调整了。但在情绪上，遭到背叛的感觉却挥之不去。1992年澳大利亚工党的总理保罗·基廷夸张地表达了这样的感受，他敦促国人抛弃对一个已经“离你们而去，加入共同市场”的国家的“文化谄媚”。
在铁幕倒下、苏联解体之后，有人预测欧共体（即将成为欧洲联盟）和北约将逐渐消亡。而现实与此相反，在随后的25年里，这两个组织都扩大了成员规模，包括了欧洲大部，直到俄罗斯边境。尽管保守党的欧洲怀疑论者总体上坚定地支持北约，但他们毫不犹豫地将2016年的脱欧公投结果描绘成挽回鲍里斯·约翰逊所谓1973年的“背叛”、重建昔日英联邦的联系并重新培养“英语民族”的机会。这一新英语文化圈的某些版本（甚至是2015年英国独立党的版本）将印度包含在内，但其核心还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四方。
丘吉尔传记作者安德鲁·罗伯茨设想这一“联合”是基于“自由贸易、人员自由流动、共同防御和一个有限但高效的邦联结构”，它将“夺回”它作为“西方文明的第三根支柱”的地位。“夺回”一词揭示了这种想法的根源，也就是一个世纪前约瑟夫·张伯伦等人所倡导的帝国联邦。而且和更早之前提倡的“更大的不列颠”一样，人们对它的预测是基于“技术将超越地理的限制”的观念，蒸汽船和电报现在变成了喷气式飞机和互联网。
不过，批评这些想法的人认为它们不过是后殖民时代的怀旧情绪——“帝国2.0”。数十年来亚洲人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已经让这些国家变得不像20世纪40年代那样“盎格鲁”了，而且加拿大魁北克激进的法语族群已经让这个国家正式在宪法上双语并用。在战略上，所有这三个国家都更加依赖美国：加拿大是因为离得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因为它们的重点越来越转向太平洋，特别是在越南战争以后。
英国那些英语文化圈的积极倡导者（大多是英格兰的保守党人），其深层次动机是新自由主义对促进创新、鼓励“冒险”、废除限制和消灭衰落言论的渴望。5位保守党议员（都是2010年当选的）草草发表了一份题为《挣脱束缚的不列颠尼亚》的宣言，其中有一些挺刻薄的评论，例如“英国人一旦进入工作场所，就是世界上最能磨洋工的”。虽然这本书出版于2012年，似乎将欧盟视为既定事实，但在2016年的公投之后，其作者变成了坚定的脱欧派，其中好几个——特别是多米尼克·拉布和利兹·特拉斯——在梅的权威动摇之后开始争取首相宝座。
保守党经过3年的明争暗斗，到2019年时，将加澳新英作为灵丹妙药的言论已经少了很多。不管怎样，美国将一直留在英国的英语文化圈中心。它是英国在各个国家中的头号贸易伙伴（尽管这个国家的半数贸易总额是对欧盟的），美国还因为对北约的核承诺而为英国提供了安全保障。但到英国脱欧时，英美特殊关系似乎比过去几年要更加不稳定。虽然特朗普总统宣称自己喜爱英国，是丘吉尔的粉丝，但他“推特治国”的爱好在国际上是颗长期的不定时炸弹，他对北约的承诺说好听了是勉强。
而他激进的“美国第一”原则对今后的贸易谈判并不是个好兆头，特别是当英国单独与特朗普谈判，而不是和其他27个欧盟国家在一起的时候。正如帕默斯顿所言，“没有安全，贸易也无法繁荣发展”，单凭英语文化圈的情感，在国际贸易讨价还价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英国的脱欧努力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决策者（特朗普除外）的主流观点背道而驰，美国的主流观点是：英国最好在欧洲“内”，而不是在欧洲“外”。这是麦克米伦在1961年决定申请加入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在2016年决定替“留欧”讲话：
“欧洲联盟并没有削弱英国的影响力，而是将其放大了。一个强大的欧洲不会威胁到英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而是强化了英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当然，这一言论直接与“脱欧派”的观点相抵触，而在这一事件上，他们对被外国领导人指手画脚的愤怒或许还被一个更为阴暗的动机所激化。鲍里斯·约翰逊在《太阳报》上撰文攻击奥巴马“非民主地”干涉英国内政，暗示奥巴马对英国的态度或许是基于他的“半肯尼亚”血统以及对大英帝国的“祖传厌恶”。
结语
英语文化圈代表了英国帝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遗产，特别是通过英语在美国和印度的持续影响而增强了分量，而且它无疑是一种“软实力”的来源。但软实力在现实世界的贸易谈判和国际外交中究竟能起到多大程度的作用，还是极具争议的问题。脱欧派的论调既极其强调国家主权，又希望帝国的文化遗产能提供一个相互依赖的新框架；而且他们认为英国能够冒得起随后在欧陆大国政治中被边缘化的风险——这一假设与英国大多数历史经验相矛盾，即便是在其全球帝国的全盛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