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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让英语学界泰斗陈琳都为之困惑的数字。但这位曾受命主编新中国第一套高校英语系通用教材《大学英语》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却清晰记得这个数字从无到有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俄语教育‘一统天下’。直到1959年,北外率先成立了外国语学校;1966年,全国才陆续有了11所。”
但在更多人的记忆里,这个数字在短短十余年间成倍增加,甚至快到连业内人士都无法准确统计。“我们有一个外国语学校理事会,大概有200多所外国语学校参加。但并不是所有学校都能进到理事会范围里,所以不好统计。”北外招办主任许晔坦言。
作为中国基础教育的一种独特产物,再加上高考时独有的语言保送生政策等,一直以来,各地外国语学校光环无数,成为家长、学生趋之若鹜的明星学校。但近年来,随着英语教学的日益普及、国际班等新生事物涌现,加之高考改革的不断冲击,单纯的语言工具教育早已不能满足家长、学生和社会需要。
“普通高中培养的学生英语水平也不差,我们还是更看重其他学科的综合素质。”一名不愿具名的高校招生老师告诉记者。
面对日益被挤压的特色空间,外国语学校该如何应对?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浪潮又会带来怎样的机遇挑战?“2015全国外国语学校及外语特色校校长论坛”近日在京召开,来自全国180多家外国语学校的校长共探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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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校=学霸”?
108所境外大学争抢重庆外国语学校学霸班55人、今年两会上准确译出“任性”的美女翻译张蕾……一段时间以来,“学霸”两字总是与不少外国语学校紧紧相连。
“外国语学校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设立的。1960年初的小型外语教学政策改革会议上,周总理提出了九个字三句话的方针——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陈琳说,外国语学校的诞生是为了缓解当时外语外交人才短缺的局面。
可近年来,随着高考竞争的日益激烈,在某些方面拥有“先天优势”的外国语学校学生却逐渐被解构为一个特殊群体——能提前拿到国内名校“入场券”和“近水楼台先出国”的“尖子生”的代名词。
记者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发现,在奥赛保送生被全面收紧的2015年,全国具有保送生资格的考生有3212人,除了省级优秀学生442人、国际五项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员250人外,其余2520人全部是来自16所外国语学校的推荐生。
“不少外国语学校有保送名额,如果可以保送就免得参加高考了,要是不行,多学点英语出国也有优势。”黄女士的话说出了不少家长的心声。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每到招生季,各地外国语学校更是人满爆棚。以济南外国语学校为例,此前每年均有8000余人争抢800个招生名额,竞争比例高达10:1。
这也直接催生了外国语学校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不少学校看到了“外国语”这一金字招牌强大的生源吸引力,更是纷纷改名换姓,企图在生源战中分得一杯羹。据统计,截至目前,仅广州一地就有20余所外国语学校。
正在上演的“双面夹击”
尽管曾经光环无数,但如今的外国语学校却正在遭遇不小的挑战。
“一般来说,外国语学校学生有两大出口:一是通过保送进入国内各大名校;二是直接出国。”某外国语学校教师陈兰告诉记者,今年其所在学校共有应届高三毕业生不到500人,其中近300名被国外大学录取,加上保送国内高校的,最后只剩20来人参加高考。
而挑战,也正来自这两大“出口”的“双面夹击”。
先是不断收紧的保送生政策。就在前不久,16所外国语学校接到了2016年的保送通知。据知情人士透露,保送名额均比今年有所下降,如济南外国语学校推荐名额就从今年的220人减少至198人。“这只是外语类保送降温的第一个信号,以前外语类保送生还可以选择其他
专业,从今年起,只能进入语言类专业,以后只会更严。”
逐渐变“窄”的通道背后,是迅速扩张背景下被不断被稀释的教育质量。“别说全国几百所高校,就是16所有保送资格的学校里,教学质量也良莠不齐。很多保送来的孩子在大学学习中并没有展现出什么过人之处。”某高校教师杨军说。而此前从某外国语学校被保送至外交学院的李琛则担心,在相对宽松的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外国语学校学生不具备“考试技能”:“我毕业时学校一本率只有不到40%,其中还有保送生和出国学生。外国语学校学生参加高考的悲壮与惨烈,可想而知。”
此外,过分强调英语技能的课程背后是被忽视的文化教养。“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我们经常要跟家长‘斗争’。他们某种程度上很功利,总觉得‘学这个跟我的孩子申请学校没有关系’,我说‘对,跟申请学校没有关系,但是跟做人有关系,缺少中国元素、缺少中国文化,那你何曾成为一个中国人’。”杭州外国语学校副校长夏谷鸣无奈地说。
北京四中国际校区执行校长石国鹏对此深有同感:“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美国大学为什么想录取中国学生,他们是希望录取一个完全不懂中国文化,而跟美国百分百对接的‘假洋鬼子’吗?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些大学有90%多的‘真洋鬼子’。他们要录取的这些中国学生、亚洲学生,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一个重要理由是要增加校园文化的多样性。但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不具备做中国文化代言人的这种能力,那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
如何从“工具”教育走向人文教育
挑战之下,外国语学校的转型之路究竟该如何走?
陈琳给新时期的外国语学校下了这样的定义——高级外语人才的主要供应地、各种外语教学途径和理念的实践基地、给外语高校提供生源的主要场所和开展国际教育的实验基地。
“过去一般的外语教育是重视工具,甚至应试。如今,外国语学校必须从工具教育走向人文教育。”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教育装备处处长乔玉全认为,外国语学校要有“五多”气质——多外文教育、多语种教育、多元体制、多国际交流和多文理教育:“要通过语
言学习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不光要上课,还要有辩论、主题发言、模拟戏剧表演等大量教学方式的出现。”
“外语学校要研究如何突破旧的人才观和培养模式,打破应试教育对人才成长的束缚,探索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和国际水准的教育实践。我们的下一代再不能是高分数的行动弱者、思维匮乏者、文化缺失者。”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连仲提出四点建议:建构具有针对性的学段内课程体系;开展“以我为主”的多种国际合作方式;建设积极开放、有特色的管理团队;提高外语教师的思维深度和文化底蕴。
更多的外国语学校“掌门人”纷纷表示,各校正以开发特色校本课程等形式赋予新时期外国语教育更多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