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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是学校教育的主阵地，学生知识的获取、能力的提升、素养的奠定基本上都是在课堂上完成的。然而，要提高教育质量，就必须提高课堂教学的境界。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英语教育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润清教授结合自己五十多年的教学和研究，提出了 “一堂外语课的五个境界”，为教师专业化发展和课堂教学境界提升指明了方向，希望能对广大教师有所裨益。
刘润清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首任主任、教授
不论大学老师还是中小学老师，每次去上课，心里总要有点什么追求。我把这种追求分成五个境界，或叫五种层次。
这五个境界从低到高是：
第一，起码要充满信息（information）；
第二，尽量让信息都是事实（facts）；
第三，最好把事实放在一个系统中成为知识（knowledge）；
第四，更理想的层次是让知识充满智慧（wisdom）；
第五，最理想的境界是把智慧上升到哲学（philosophy）。
一
第一境界：充满信息
老师上课起码要有信息。
看上去这个要求过于简单了。其实不尽然。真的有的老师上课，前 20-30 分钟是胡扯。
前几年，有位老师每次上课先讲几个文化大革命的小故事：某某写了什么大字报，某某被红卫兵揪出来了。他讲得眉飞色舞，学生们却不胜其烦。
另一位老师每次上课都用 20 分钟讲自己写了什么什么文章，搞了什么什么科研，自吹他是中国搞认知语言学的第一人。
还有一位讲法律的老师每次上课都要接手机一两次，一接就是十几分钟；开始回来还向学生道个歉（“不好意思，案子太大了，几十万呀 !”）, 后来就理所应当了。
这些人的课上，信息量很小，他们在浪费学生的时间，等于 “杀生”。他们的信息无异于 “八卦信息”（某某明星嫁入豪门，到外国生子，母子首次曝光）。他们是 “学术混混”，迟早学生会认识到他们是 “盗窃别人生命的罪犯”。
我相信教学大纲上规定的内容都是有用信息。如果老师想加些课外内容或举个例子，也应该是有根有据的信息。
比如，“动物世界” 栏目上说，美国有一种蝉，幼虫在地下生活 17 年，然后某天晚上在 4000 平方米的地面上，忽然有数百万只蝉同时从地下钻出来，场面十分壮观。
非洲有种松果蜥，雌雄每年定期约会，交配生子，厮守 20 多年；他们行动缓慢，常被汽车压死；一个死了，另一个为其守丧五六天，像是在哀悼他。
“泰德” 报告（www.ted.com）中，某位演讲者说美国新闻中国际消息很少，仅占 1%。她统计了 2007 年 2 月份的各大媒体的报道。
当时朝鲜正在拆除核设施，印尼正在遭受洪水袭击，巴黎环境大会出炉的IPCC 报告正在大谈温室效应。而美国的国内新闻占了 79%，剩下的 21%大部分是关于伊拉克的；关于俄罗斯、中国、印度的新闻不到 1%。而国内新闻中，占绝对篇幅的是美女艺人安娜·尼可尔·史密斯之死。所以，美国人对世界了解很少。
像以上这样的信息，就不是那么 “八卦”。
二
第二境界：尽量让信息都是事实
信息有真有假。在课堂上提供的最好是真的。这是第二个层次。
常言道，“眼见为实”。但我们课上讲的东西不可能都是我们见过的。再者，这个说法并不科学：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光、电、热、地球引力等都不易看到。
不过，我们可尽量采用来源可靠的信息，如正规出版社、正规媒体，特别是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我喜欢用科研人员的文章或演说。
如，斯宾塞 · 威尔士是用基因来研究人类进化历史的科学家。他试图收集世界各地不同人群的基因，用基因信息中的异同来画出全人类的 “家谱”。
这是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工程，但是从理论上说是可以操作的。
人类基因组有两种染色体，共 30 亿个核苷酸。一个细胞里的基因排列起来约有两米长；全身的基因排列起来的长度可从地球到月球来回几千次。基因组的信息量是个天文数字。它包含了人类进化过程的全部信息，记载着我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编码或程序。
不过，人的基因组与其他动物的基因组差别很小。据说，我们与耗子才差 2-3%。个体之间的差异不到千分之一。
正是因为基因编码如此复杂，我们在遗传中出现小小偏差是很容易的。小偏差经过几十代、几百代之后就造成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调查出这些差异，就能画出 “人类家谱”。
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讲这种知识比传播 “神医” 们的 “长茄子、绿豆、白萝卜治百病” 或用芒硝强行 “脱水” 可治病要有用得多。
为人师者，要有自己的基本判断。
不向学生推荐《学习方法革命》之类的书，更不信读了它能获诺贝尔奖的鬼话。作者若有获此大奖的方法，他为何不去拿奖而落到编书骗钱的下场？
只有骗子们才推荐 “三个月过英语口语关” 之类的学习班；英语专家都是告诫学生多听多练。
三
第三境界：把事实放在系统中成为知识
第三层次是把事实放在一个框架里，用一种理论串起来，把零散的事实组成体系，就成了知识。能上升到这个层次的老师就算合格了。
我国学校开的课基本上都属于一个知识领域，不同的是中学的是入门性的，大学的更深些，研究生的到了学科前沿。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外语老师要学会用无懈可击的外语和丰富的百科知识去征服学生。
外语要好自然不在话下。但我们外语出身的人有先天不足，就是缺少百科知识。我们的课有时不受学生欢迎，原因之一就是我们除了会讲语法，没有什么启迪人家智慧的言语内容。
语言是文化和知识的承载体；人是智能动物。在基本生理要求满足后，人的智能要求十分强烈。我们用 “大白话” 英语（如 The dog is chasing the cat）对付学生，是对他们智力的侮辱。
原来我们擅长用外语讲文学、语言学、翻译、外国文化等，这就是专业知识课。现在时代变了，有人能用外语开新闻课、法学课、经贸课；今后还应有人能用外语开出更多的理工类的课程。首先会按 12 大学科门类开设英语课（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然后再细化到一级学科，如物理学、化学、光学、力学、材料科学、电学、海洋学、地理学、天文学、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等。这就是所谓的专门用途外语。
此外，外语老师最好掌握一点外语教学和学习的理论知识，不是为了给学生讲授应用语言学，而是为了给他们提供专业化的指导。
学生问老师 “为何这样教” 时，老师千万别说 “因为我的老师就是这样教我的。” 这种回答太不专业，没学问，让学生没信心，甚至瞧不起你。
如果你懂些外语教学和二语习得理论，就任何一个问题都能给出有根有据、引经据典的答复，学生定会信服你，配合你，课堂上的学习气氛会大大改善。
总之，外语老师要做知识人、文化人，不能除了外语啥都不懂。这既是语言的内在要求，也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想想：美国大
街上懂英语的人多得是，都能教大学吗？）
四
第四境界：让知识充满智慧
第四，如果外语老师能再上一个台阶，就更好了。那就是让课堂充满智慧。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说过：“智慧胜于知识。”如果说知识回答 “是什么”，智慧回答 “如何” 和 “为什么”。知识是 “授予鱼”，智慧则是 “授予渔”。
牛顿见到苹果往下掉，于是发问 “为什么苹果从树上落到地面？为什么它不斜着下落或飞到天上？” 于是开始了万有引力的研究。这就是智慧。
再如，乔姆斯基发现，John is easy to please（约翰很容易被讨好）和 John is eager to please（约翰随时都想讨好别人）结构完全相同，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是谁规定形容词变化使主语和宾语的关系发生那么大变化？小孩子又是如何知道的？是否有些语言知识是与生俱来的？
乔氏就是根据这些人人都熟知的现象提出了语言先天论，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这就是以小见大的智慧。
△ 美国语言学家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
19 世纪丹麦历史语言学家卡尔·维尔纳发现音变的定律，也是智慧的火花。情况是：古代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高地德语的音变中出现了极不规则现象。
有人认为其中必有原因。
一天，维尔纳正读一本书，突然注意到梵语的 “父亲” 和 “兄弟” 上的重音符号，一个在 t 之前，一个在 t 之后。他立刻发现，这一前一后就是引起音变差异的根本原因。结果他总结出了一个干干净净的规律：每当重音落在词根音节上，印欧语的 p,t,k 就变成日耳曼语的 f,θ,x；每当重音落到其他音节上，它们在日耳曼语种就变成 b,d,g。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 “维尔纳定律”。
△ 语言学中的“维尔纳定律”
格式塔心理学家卡尔 · 顿克（Karl Duncker）设计过一项巧妙的认知测试：
谁能用 “一盒火柴” 和 “一盒图钉” 把一枚燃烧的蜡烛固定到墙上，还不让融化的蜡掉到下面的桌子上。
（答案是：把燃烧着的蜡烛放在盛图钉的盒子上，再把盒子钉到墙上。）
△ 研究思维定势与功能固着的 “蜡烛实验”
实践证明，许多人做
不出。但是如果说，用 “一盒火柴”、“一个盒子” 和 “几个图钉” 去完成，马上就容易多了。它证明了语言和认知的紧密关系。
另外，如果说，第一个做出实验的人会得到 50 美元，结果平均所用时间会增加 2-3 分钟。这里说明，在智力活动中，物质刺激往往起反作用。设计者太有智慧了。
爱迪生说过：“智慧的可靠标志就是能够在平凡中发现奇迹。”
在当前的网络时代，获取知识的途径多了，知识的来源和可及性大大增加，所以知识本身变得廉价了。反倒是如何获取知识，如何进行创造性思维，显得尤其重要。
如果知识讲的是定律、原理、学说等，智慧则告诉我们原理、定律是如何提出的，那些伟大头脑是如何工作的。
五
第五境界：把智慧上升到哲学
第五，最理想的老师是讲课时充满哲学真知灼见的老师。
哲学是大智慧；“哲学” 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 “爱智慧”。很难给哲学下个好定义。有人说，哲学就是历代哲学家们的各种观点和论述。也有人说，哲学是人对自己和所处世界的根本问题所做的探究和反思，包括像 “真” “善” “美” “自由” “正义” 等概念。
哲学就是思辨。
我们讲不出多大的理论，但告诉学生打开思路是有益的。有句名言：“大脑就像降落伞，打开时最有效。”
哲学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本体论关心到底存在什么；是物质（肉体）还是意识（灵魂）。一元论承认只存在其中之一，二元论承认二者都存在。
当代哲学家卡尔 · 波普尔（Sir Karl Raimund Popper）则认为有三种存在，他称三个世界：
物质的、心理的、心灵产物的世界（包括语言；传说、故事与宗教神话；科学猜想或理论以及数学建构；歌曲和交响曲；绘画和雕塑等）。
认识论问：我们如何认识世界？是认为知识来自后天的感官经验，还是通过理性思维获得正确知识，即经验论与理性论的区别。
方法论常说只有归纳法和演绎法，其实还有证实与证伪。
证实曾时髦多年，后被波普尔批判了。证伪是波普尔的一大贡献。他说经验论是又缺欠的。
你见过 100 只天鹅是白的，不可以讲世上的天鹅都是白的，因为你是无法穷尽其
例证的。而只要有一只是黑的或黑白的，即可推翻白天鹅理论。
证伪主义可以避免对错误理论的辩护和教条。如果坚持实证主义，一旦出现与理论相悖的经验，人们便会做出特殊的设定让理论能满足经验。这样的设定往往极不科学。
△ 当代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证伪主义使人们相信所有的科学都只是一种猜测和假说，时刻准备修正。乍一看，这番话离我们甚远。其实不然。
我们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打交道。
例如，常有老师写道，“我教英语 40 年了，口语就应该这么教。我的某某学生给中央领导当翻译，某某学生……”
这就是典型的瘸腿的实证主义。你把教龄说得越长，分母越大，成功学习者比率就越小。
再如，语言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语言（不包括文字）看不见摸不着，但存在于每个人的大脑之中。它独立于个人，个人不可创造它，也不能改变它。它很像一种社会契约，有极大强迫性，但你不觉得被控制了。它算是存在吗？
△埃米尔·德克海姆，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
社会学家德克海姆（émile Durkheim，又译迪尔海姆、杜尔凯姆、涂尔干）说这属于“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 就是社会规范，摸不着看不见，存在于集体心智之中，但有强大的约束力。我们外语老师不可能系统地讲哲学，但教给学生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方面去思辨问题是可以的。
举个例子。如，语言哲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解释了几种 “与格现象”。
可以用介词与格（Give a muffin to a mouse），也可以用双宾语与格（Give a mouse a muffin）。
可以说“Biff drove the car to Chicago”，但不说“Biff drove Chicago the car”。
可以说“Sal gave Jason a headache”，但不可说“Sal gave a headache to Jason”。
△ 当代语言哲学家史蒂芬·平克
平克说，把人的认知 “放在显微镜” 下看，这两种结构确有微妙不同。
“Give the X to the Y” 背后的思维是 “Cause X to go to Y”（让 X 到 Y 那里去）；而 “Give the Y the X” 的背后想法是 “Cause Y to have X”（让 Y 拥有 X）。
细想一下还真有道理：“给（让）谁头痛” 不是把自己的头痛移到别人身上，而是让他拥有头痛。开车的例子也是如此。
再举一例。我们对一个词的内涵、外延、宽泛意义和狭窄意义，一瞬间能做到多次调整。威尔森和斯泊波分析过 bank 一词：
A: Did John pay back the money he owed you?
B: No. He forgot to go to the bank.
此对话中，the bank 有多种意义，此处不指河边，是指金融机构。它不可能指世界银行或欧洲投资银行，一定是指处理个人业务的银行。进一步说，它可以是银行柜台，也可能是自动取款机。
你瞧，眨眼之间，大脑要对一个词的意义处理多少次，才能使其最相关。有人会问，那为什么讲话人不说清楚呢？说话人遵循经济原则：最省力，还最相关。
再举一例说明词义的内涵 / 外延。
听到 “约翰在喂狗”，人们一般认为约翰喂的不是哪只具体的狗，指的是 “狗” 的一般意义，即 “狗” 的内涵（intension），而对于约翰来说 “狗” 的所指非常具体，是他家那只黄毛公狗，是 “狗” 的外延（extension）。
“张警官来了”，对小偷来说，就是 “警察” 来了；对李警官来说是具体的人。
心中有此区分（哲学上叫渉名渉实之争）可以孕育大智慧。
据说，前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问周总理：“贵国有多少厕所？” 总理立刻回答 “两个，一男一女。” 赫公又问：“贵国有多少钱？” 总理说：“十八块八毛八。”（当时十种人民币面值为：10 元、5 元、2 元、1 元、5 角、2 角、1 角、5 分、2 分、1 分。）两句机智回答在外交上传为佳话。
语言经常不十分准确。
“下半旗志哀” 就不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降半旗，至多降 1/3。“犹抱琵琶半遮面”，没人问 “是正好一半吗？左半边还是右半边？” “月亮绕着地球转” 和 “举杯邀明月” 中的 “月亮”，是指同一物体吗？怎么联想那么迥异？又是谁告诉我们读文学和读科普时要使用不同的认知机制？
正是因为语言的模糊性，上世纪有一阵子分析哲学家试图把语言逻辑化，令词所指单一才是。
另一派哲学家就不同意，说模糊是必要的，也是一种美。在特定情况下，直言是不可接受的。
英语中说 “Could you tell me the way to the railway station?” 有礼貌，说 “Tell me how to get to the railway station” 就很生硬。奇怪的是，不直言也不产生误解。如果你对此请求做字面意义理解（你能不能……），回答 “Yes, I can. Bye.”，反倒会被别人说你脑袋进水了。
语言与天赋、语言与智力、语言与思维、语言与世界、语言与现实、语言与心智、语言与进化、语义和语用、所指和意义等，都有极其复杂的关系，都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
但是，从它们中沉淀出来的几点启示值得一提。比如关于个性与共性问题。
只观察几个个体，看到的是他们之间的差异；若观察几千几万个个体，看到的是他们的相同大于不同。学第一门外语时，会为其与母语之差异而惊奇；当研究了 50-100 种语言之后，会感到人类语言如此相似。
其实这并不奇怪，站得越高，视野越宽，抽象层次也越高，抓到的越接近本质。
语言学与其他科学一样，似乎都走过从规定性到描写性再到解释性的过程。
知之甚少时，天上为何打雷？那是雷公爷爷生气了；后来才能如实描写是正负点相撞；解释起来可就不易了（多种观点在争辩：过冷水滴在霰粒上撞冻起电；冰晶与霰粒的摩擦碰撞起电；水滴因含有稀薄盐分而起电）。
语言是什么？
开始是规范性的：以古人的经典著述为准；后来发展成描写主义：流行在社团中的任何句子都是合法言语；要解释语言到底是什么，那就难了！是后天学习的？还是与生俱来的？还是二者各占 50%？有人最后把语言归结到生理、基因、遗传。
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人花重金培训黑猩猩幼崽学人类语言，曾轰动一时，最后全都失败。黑猩猩学不会，猪狗马牛更没希望了。
语言看似平常，其实复杂万分：揭开语言之谜，才能揭开人类之谜。究其原因，求知总是从外到内、由表及里的问题，且永无止境。
人之修养也不例外。教书不育人是不可能的，只是看你教好还是教坏。
老师天天在学生面前晃来晃去，一言一行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老师的做人的理念，无形中传给学生。所以启功先生题词：“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此外，老师常常告诉学生一些哲人名言，会给他们不少精神力量。有些名言，我很喜欢：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凡人修外不修内，信众修内不修外。”
古人云：“才是德之资 , 德是才之帅；德才全尽谓之圣人 , 德才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 , 才胜德谓之小人；君子挟才以为义 , 小人挟才以为恶。”
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诸葛亮训子戒：“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先人无不强调修身先修心，恬淡才明志，宁静方致远；先做人，再做事。
记得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位著名艺术家讲过：一场戏演下来，不要看掌声和鲜花，要看观众三天后还在议论什么。如果他们议论的是未来、是人生、是世界，那么这场戏就算成功了。
我看，老师的一堂课也应该这样评判。若学生离开教室时感到点燃了一缕思想火苗，脑袋开了点窍，有那么点东西永远留在他们心中，这堂课就算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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