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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ife:A Tale of Five Cities（《五城记》）By Kerry Brown 中译出版社
光明悦读：您在《五城记》的序言中追溯，您在英国所接受的公立教育体系，包括在剑桥大学的学习过程中，几乎不见任何关涉中国的内容。您是从萨义德东方学的知识体系里，开始了解“远东”。在英国，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彼此相互隔绝的状况，持续了多少年？大约从何时起，中国开始“存在于”英语世界里？
凯瑞·布朗：我在英国东南部的肯特郡接受了中小学教育，之后就读于剑桥大学，先修哲学，后习英国文学。这段时期，我的兴趣囿于西方传统之内，希腊哲学、洛克（Locke）和霍布斯（Hobbes）等英国思想家、维根斯坦（Wittgenstein）和康德（Kant）等欧洲思想家，构成了此类教育的主体。相较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欧洲大陆上的唯心主义哲学被视为一种异国他乡的反传统，能用法语和德语进行思考，即被
视为异乎寻常。在我中学的图书馆，唯一与中国相关的书籍是一本孔子《论语》的平装版，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学生来说，这本书令人费解。上世纪80年代，电视上偶尔会播一些新闻纪录片，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除此之外，中国显得极为遥远。我在青年时代，读到过一本法国学者雅克·格奈特（Jacques Gernet）写的关于中国文明的大部头著作，我尽力加以研习，可是，该书所涉及的时间轴以及对历史的叙述，似乎均无法与我熟悉的欧洲时间轴以及历史叙述形成任何关联，中国的历史更似乎是一种全然不同于欧洲的时间感和叙事。我觉得直到现在，西方和中国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着“隔绝”状态。
最近几年，我所观察到的变化有两个：一是贸易上中国制造的产品越来越多地销售了到英国；二是英国本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和留学生。这代表了中国“进入”英国的一些方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英国与中国的互动上仍然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英国印象中，中国是比较被动与内向的一方，但事实却相反，反而是英国人对中国、对亚洲的接受比较被动。目前这个状况没有很大的变化。但也不能否认，少数英国人对中国很感兴趣，但这个群体占比仍然较少。我最近正好在写一本欧洲过去800年来文豪与哲学家等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这本书预计于今年夏天以中英文同时出版，里面详细地描述了近800年来欧洲文人与中国的交往，以及欧洲对中国的印象变迁。
光明悦读：能否请您介绍，您如何与中国结缘？
凯瑞·布朗：我从剑桥大学毕业之后去日本工作了一年，在那期间，大概是1991年5月，我坐飞机从大阪出发，经上海到北京，在那里旅行了一周。那时候去中国很不容易，那次旅行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欣赏中国文化和现代历史的机会。中国带给我一种出乎意料的感受，既大不相同，却又十分熟悉。中国“无法为人所知”、极度神秘莫测的观念开始遭受挑战。我发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芸芸众生，与我所来自的地方的人相差无几，人们努力地过好属于他们自己的日子，每天忙忙碌碌地操持着各自的事务，与我家乡
的情形甚为相似。从那时候我开始学习中文。在系统学习一年中文之后，我在1994年抵达内蒙古，在那里的医学院度过了两年的时光。那两年给了我真正在中国生活的经验，从那时起，我就觉得我是半个中国人了。1998年，我加入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在北京任一等秘书。外交官生涯结束之后，我先后担任过悉尼大学的教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从事中国研究和政策顾问的工作，曾向欧盟的对外行动提供过政策建议。
光明悦读：在撰写《五城记》之前，您撰写了大约二十余本关于中国的书，它们关乎哪些类型？《五城记》是一本怎样的书？
凯瑞·布朗：有一部分是关于中国近代史，一部分是关于中国政治与经济，还有一些是关于中国外交。
《五城记》是一部自传，是我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亲历的关于呼和浩特、北京、上海、西安、香港五个城市的故事。呼和浩特是我最初了解中国的地方，我在书里写了它的饮食、城市布局、大学生活、历史，写了英国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诗歌里的“夏都”在当下是怎样的状态。北京是一个开放、宏伟的政治中心，我写了我的外交官生活，写了紫禁城、长城、公园，写了在北京生活衍生的哲思，如“和谐”一词在中文文化、社会和政治等不同语境里的含义——在中国，建立某种秩序，让世间万物和谐共生是个人与集体的责任，我还写了北京的传统与现代。上海是中国的商业中心，我写了它的外滩、建筑、新金融中心，以及它的友好城市之一利物浦与它的交往，书中有我对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思考。西安，是唐代的首都，我写了它的博物馆、大雁塔、半坡遗址等古迹，以及这座城市沉淀的意义。至于香港，我写了它的日与夜，以及我造访它时所带有的情感负担。
在书里，我将我所知道的中国“和盘托出”，将中国的“不可知性”以及如何超越这种“不可知性”转化为一个中国故事，尽量将故事讲得坦诚，实事求是。本书所说的，总体而言，是原本的英国梦如何在我身上转而化作了中国梦的故事。
光明悦读：《五城记》，能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提供怎样的经验？
凯瑞·布朗：这本书以中文版和英文版两个版本同时出版，是给中国人看一看英国人眼中在中国的生活，也给英国人看看一个英国人在中国怎么生活。我觉得，书本提供的最重要信息是，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化，就不可能了解中国这个国家和中国人民。我们必须找到共通的地方，比如英国人特别喜欢文学，中国人也为他们的文学感到自豪。英国人和中国人虽然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好像中西方现在很容易找到对立面，但我在书写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其中找到双方的共同点。
光明悦读：您在《五城记》中简要比照了莎士比亚与曹雪芹，说他们都擅用暗喻。他们二人及其文学作品有哪些相似性？能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哪些关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