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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关于教育的提案一个比一个劲爆：政协委员建议取消英语在中小学的主科地位。理由是为了学英语学生和家长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英语只对不到10%的大学毕业生有用，并且翻译技术日益发展成熟，即使不学英语也不会对未来的工作与生活产生太大影响。
在中国，英语已经“热”了这么多年，确实也有“过热”现象的存在，专门培训英语的机构不胜枚举，有时甚至注重英语学习超过了母语学习。但是否因此就要取消英语课呢？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陆谷孙教授多年前就曾谈及抵制“英语热”的话题。
文 | 陆谷孙
关于抵制“英语热”，包括凤凰网在内的众多所谓“有识之士”提出不少策略。极而言之者之中，有人大代表提出小学取消英语课；有人则惊呼英美等国的“文化殖民主义”。笔者极度热爱中国语文，自幼如此。自进大学学习英文之后，先苦后甜，待到学至比皮毛略深一点之后，也喜爱英语。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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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抵制某种热狂，从上到下，从体制到个人，首先需要一种淡定的态度。汉语和英语都在称职地为操这两种不同语言的人服务，硬要区分两者孰优孰劣，除尽显“傲慢与偏见”，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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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许多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从历史到现实的因素，英语是国际通用语。你可以不喜欢这个事实，但是当你的船只在海上遇难时，你还得发“SOS”求救无线电信号，而不是“救救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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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达、交流某一特定概念时，汉英两种语言可能各自有一套词汇或句式，用来更为得心应手，这时候借用一下对方，或在两种语言中来点“夹心”，有“互相施肥”（cross-fertilization）的作用，注解明白，对交际目的只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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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需要我们弄清楚的是：“英语热”的起因归根结蒂究竟是什么？是强势一方为殖民目的硬加于我，还是我自求接轨。如果国内大学都是名副其实的学府而非学店，会有那么多出色学生为出国留学而苦学英语吗？
英语是世上通用程度最高的国际语言，把英语用作母语、官方语或日常频用的第二语言的人口，统统加起来，据说有十亿之众，逼近操汉语的人数。 英语的国际通用语的地位只会加强，不会削弱，不可能被别的语言代替，这儿有专家们所说的政治、经济原因，还因为英语是表音语言，而世界上大多数语言都是表音语言，表音语言易于数字化，所以在电脑时代，在互联网时代，表音语言之间换码接轨要比一门表音语言和汉语这样不分词连写的表意方块字接轨容易得多，这又是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的优势之一。再有一个优势，就是英语因分受日耳曼和罗曼斯语系的影响本身具有的丰富性，理论上可以使用的词汇竟有40万之多，试与法语、德语的15万—20万相比，无怪乎林语堂总结出在英语中可有125种骂人撒谎的说法。
19世纪德国语文学家洪堡特认为:“ 学会一门外语或许意味着在迄今为止的世界观领域中获得一个新的出发点。”本世纪欧美的不少语言学家更是发展了这一思想，强调语言的思想模具作用，甚至提出语言形式决定思想形式。这种语言决定论的观点是否属于20世纪语言学界的“曲学多辨，侈言无验”姑且不论，但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如何认识外语学习的一个新视角。 学会一门外语，不但是多了一双眼睛、一对耳朵和一条舌头，甚至还多了一个头脑！从这个意义上说，学好英语，用世的同时，除见闻之娱和表达之乐，更可尽享“思无定契”的愉快。有人说汉语思维方式多属线性，英语思维则呈圆形。果真如此，察一曲审一事都有绳直和钩曲两个角度，思想如水之横流，方圆不常，这种“形而上”的乐趣是很难用实利得失衡量的。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尝到这种乐趣的学生，大概不用鞭策，便有恒久的学习动力，自发地在英语学习方面精益求精。
英语学习过程中三种技能，即应试技能、语言技能和交际技能。我国目前的英语学生一般说来，应试技能极强，关于英语语音、词汇、语法等知识性方面的语言技能也较出色，但交际技能相对滞后。一个学生可以考出令美国人刮目相看的TOEFL高分，GRE词汇测试部分的难词识得多多，英语从句套从句的句法规则可以分析得头头是道，但一到实地交际，常常听不懂也说不出，成了“聋哑英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之一是我们传统的考试观中有些消极因素作祟，把考试的“指挥棒效应”畸形放大。结果是，从院校领导、学生未来的雇主、教师、家长，直到学生本人，无一不多少受一点“分数崇拜”的影响，过分看重外语学习过程中可以量化的指标，忽略了交际得体或有效与否等无法简单量化的事实。原因之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学习、移植国外流行的教学测试方法时，似对“中国特色”——从大端言，蒙藏语系与印欧语系有什么不同；从小处看，中国学生学英语时“母语干扰”如何发生——有所忽略，且过于强调标准化和科学化（须知，活泼泼的语言本身并不总是科学的，对标准化更有一种天然的抵拒），一度被动测试题泛滥,把学生的注意力过多引向精微毫末，而曲思于细者必忘其大。看来，要使三种技能保持大致和谐的综合提高，首要的是改变我们的考试观，改进我们的考试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