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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陆谷孙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已经没有多少印象了，不过谈到《英汉大词典》的主编，脑海中总会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个枯瘦老人的身影，没错，他就是陆谷孙，让英语教育迈出历史性脚步的大师。
没有读过他事迹的人根本不明白他被大师的原因，就因为编纂了一本字典吗？
传说在欧洲，惩罚一个人的方式就是让他去编纂词典，陆谷孙又是如何“克服”这个惩罚的？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走近这位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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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鹰起飞离不开儿时父亲教诲
陆谷孙的家庭并非完整，在他小时候，母亲就永远地离开了他，是父亲引领他打开了语言文学的大门。
陆谷孙回想起儿时，父亲用来教自己第一本看图识字的却并非国内的文学作品，而是当年父亲在中法学堂获得的奖品《拉封丹寓言》，这也是陆谷孙第一次接触国外文学。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一有空便会给陆谷孙讲授法国文学。
不过陆谷孙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儿时背的《三字经》、《百家姓》、《对子书》等很多隐晦难懂的古诗，陆谷孙感慨着说道：“我母亲走得早，父亲就曾教我背过元稹的悼亡诗《遣悲怀》（当时自己不谙他的用意）：“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
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拨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直到后来陆谷孙才终于懂得，父亲对已经去世的母亲有着很浓很浓的感情。
图/陆谷孙与父亲陆达成
父亲对陆谷孙的要求一直很严格。在陆谷孙幼时学写字时，如果写的有一点歪斜，父亲便认为是他心有邪念，要求他必须重新写，直到写端正为止。陆谷孙回忆道：“即使后来父亲远行，仍不忘每周一信监督自己的学业。”（陆谷孙将这种“远程监督”取名为 “龙文鞭影”和“长辔远御”。）
因为父亲对陆谷孙的言传身教，使得他深受父亲的影响，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陆谷孙将第一志愿填为法语，他希望能够追随父亲的脚步。不料落榜，转至复旦外文系学习英语，陆谷孙直到进入大学才开始正儿八经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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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努力化身“英语痴人”
陆谷孙以俄语为考试科目却进入了英语专业，从未学习过英语的他进了慢班。
陆谷孙清楚地记得刚入学时整个外文系就只有一台很古老、很笨重的钢丝录音机，听音材料也是非常单调的，叫“灵格风”。甚至外教都是没有的，陆谷孙笑着说道：“当时每天就是冲着录音机练着The record is on the gramophone（唱片在唱机上)，The gramophone is on the table(唱机在桌上），The table is on the floor(桌子在地板上）......”
在当时没有外教的情况下，陆谷孙只能不断地自我学习。那时毛泽东提出“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以后，复旦每周都会组织两次政治学习。每到周五周六，学生们背个包蜂拥到登辉堂听党委书记杨西光讲政治报告。陆谷孙总会拿出小本子，把杨西光的政治报告的要点用英文全记了下来。
一段英文材料，陆谷孙会反反复复地听，精确到每一个单词。他记得那时候听过一段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文章，这个记者以首先发表了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言论出名。陆谷孙像得了强迫症似的要把文章里的每一个词听明白，“一个单词没听懂就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在不断地自我充实中，陆谷孙的英语也是突飞猛进，到了本科快毕业的时候，他还参演了由王佐良等译成英文的曹禺名剧《雷雨》，饰演周萍。当时有黄佐临、余上沅这样的剧界泰斗来帮大家排练，以致原先不为人知的演出上了报纸，大家争先来看演出，掀起了一股英语热潮流。
而在众人观看下都毫不紧张的陆谷孙因为系主任的一个要求，更是化身成了英语狂人。
那是在1963年，复旦外文系主任杨岂深提出让陆谷孙教当时大五的英文系学生英美报刊选读课程。而当时陆谷孙刚刚本科毕业，还在读研究生一年级！“前一天晚上我把所有上课时候要说的话一句一句写下来，然后对着镜子一遍一遍操练。”陆谷孙说。
“文革”以后，外文系的很多老师因为翻译过外国文学被认定为修正主义分子，成为革命的对象。陆谷孙被打成逍遥派，红卫兵曾指着他的鼻子对学生说：“这些人，你们以后不能叫先生。”
陆谷孙回忆起那段时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是‘保守派’，然后是‘逍遥派’，1970年‘一打三反’时被揪出来。那时候专门抓集团，他们认为我们外文系很要好的几个人是一个小集团，是‘裴多菲俱乐部’，就把我们隔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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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编纂洗铅华，佳作出世惊四座
1970年前，陆谷孙和几个早在研究生期间就认识的外文系老师都比较喜欢英美文学和莎士比亚，常常在一起谈读书，交流写作心得，打桥牌唱歌，唱的都是苏军红旗歌舞团的那些歌曲，也有英文歌，看看英美小说，活得十分逍遥。
然而这在1970年，并不被认为是“先进”，陆谷孙从同事那里拿到一些原版小说给学生们讲，成了“放毒”的导火索。如果人生分四季，1970年之前，他都一直活在春天里。
陆谷孙被打倒隔离的那天，正在为女儿办满月酒，家里已经支起了圆台面，要请客吃饭了，突然来了两个红卫兵，让陆谷孙卷起铺盖，带上粮票，押他去了学校。这时已然是“文革”后期，关了他5个星期之后，便不了了之，没有定性说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陆谷孙后来笑着说：“这个办法很厉害，就把你挂着。是不是有问题，拿捏在群众手里。”
于是他被派到了新英汉词典的编写组，到1976年，陆谷孙开始参与《英汉大词典》的筹备和编写；1986年，陆谷孙被正式任命为《英汉大词典》的主编。
编词典就像做厨子，受不了做饭做菜的热气，就不要轻易进词典编纂的厨房。对于这一被英语词典鼻祖约翰逊称为“无偿劳作，虽成无荣”的工作，在陆谷孙眼里，却成了一份乐事。
陆谷孙在《英汉大词典》前言中写道，有志于词典编纂的学人“会从单调、烦琐、繁重、艰辛的劳动中发掘乐趣，寻求报偿。乐趣在于遨游英语语词的海洋，报偿在于翱翔英语文化的天地”。
实际上，编词典在一般人看来是枯燥无味的，在《英汉大词典》编写的过程中，编写组人员最多时据传高达“108将”，而最少的时候只剩下17个“老弱病残”。这期间有人出国，有人下海，有人直接换工作，陆谷孙甚至参加过几次同仁的追悼会。而在这样的情况下，陆谷孙硬是找到了编词典的乐子，他总是跟年轻的学生和老师强调读书的重要性，自己更是手不释卷，各类英美小说，从古至今，无一没有他研读过的痕迹。
陆谷孙为了这本词典定下三条规矩：一不出国，二不兼职，三不另外写书。直到1991年《英汉大词典》大功告成，全书4203页，1500万字。陆谷孙在校对完最后一页后，开玩笑地写下了“zzz”作为全书结尾，意为词典编成，可以睡觉去了。
《英汉大词典》上卷在1989年夏季出版，旋获1989年9月评出的中国图书一等奖，创下了半本书获奖的记录。下卷按计划在1991年秋季出版，并旋获上海市优秀图书特等奖；1994年1月荣获中国首届国家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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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者附得虚名，殊深内讼
对英美文化的热爱让英语在陆谷孙眼中不再是字母的拼凑，而是如美妙音律一般可以解闷，可以享受，可以玩味。在妻儿拿到美国绿卡后，陆谷孙对故土留恋，还是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做点什么。他说去了美国，自己也就没了用武之地，最终他还是孤身一人留在复旦，他说孤独不是痛苦，是一种灵感的催化剂，这美妙音律陪伴了陆谷孙伏案桌前的每个晨昏。
孤独的催化剂大概在晚上才最为有用，陆谷孙喜欢凌晨看书，白天睡觉，学生们都知道过了中午十一点才能去敲老师的门，但上了年纪之后的身体状况，让他对自己的这个习惯不再那么自信。
他的学生高永伟说到一个细节。有段时间，一位台湾学者前去探望刚出院不久的陆谷孙，陆谷孙正在家中饭桌旁吃饭。饭桌左边放一碗粥和高高三层的药盒，饭桌右边是一沓十几页的稿纸，是他正在进行的《大中华汉英词典》的修订稿件，台湾学者看到后，心生感慨，这样的人不称为大师，何人敢称？这是对事业多大的热爱和决心，才能让这个年逾古稀的老人还不愿给自己放个假？
说到《大中华汉英词典》，陆谷孙是带着遗憾的。1991年编完英汉词典的他去香港，遇到搞对外汉语的安子介先生，安子介跟陆谷孙说：“既然编了英汉，为什么没继续搞汉英？像你英语这么好，不继续搞汉英可惜了，林语堂、梁实秋他们英汉、汉英都做过。”
这句话一下子激发了陆谷孙做汉英词典的想法。他少时跟随父亲，古文功底深厚，对中文也有一定造诣，每次出入外埠书店，都觉得现有的汉英词典不够好，有些甚至很“山寨”，便决心要编出一部“圆满”的汉英词典，不仅能作为学英语的工具书，也能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
1999年，陆谷孙带领学生和其他同行一起开始了《大中华汉英词典》的编纂，本打算能够尽快做好，但过程中编组人员的一系列变动让陆谷孙也无可奈何，至今也未能将第一卷出版。
“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平时自己琢磨一些词语，发现它们既能在汉英里用，又能在英汉里用。”陆谷孙深知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不能再亲力亲为，像30年前一样带领编写组沉浸其中，他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地发现和琢磨双用词语，用他深厚的古文功底翻出一些巧妙的词语，一拨一拨地整理好，发给编写组。
作为英语大师最闪亮的一个光环，陆谷孙并不认为编成《英汉大词典》有多么值得骄傲。说起编这本词典获得的尊重和荣誉，他淡淡地说：“存者附得虚名，殊深内讼。”
